2015年12月30日光復南路，還沒到農曆小寒，台北已經飄着春寒一樣的雨粉。白先勇披暗紅的頸巾，身邊有人替他撐藍色雨傘。
國民黨退守台灣，66年前的同一天，他父親白崇禧將軍獨自坐飛機從海南到台北。如白先勇所言，1949年開始，國民黨的歷史在大陸終結，在台灣，是another chapter。
記者：冼麗婷
在台北，每一個陌生人要跟白先勇見面，他總會定在家附近的茶館相思李舍。茶館主人不會說自己是老師的朋友，但每次他帶朋友來或是做訪問，總會盡量留裏面一個廳子給他。
記者快步走到十字路口迎接，從遠到近，看見白老師一張臉時，他已綻放笑容：「又見面啊！又見面啊！」
法國《解放報》訪問全世界的作家為甚麼要寫作，也邀請了白先勇回答。他說，寫作是把人類無以言出的痛苦轉換成文字。
從6歲就開始在戰火逃難，母親領着80多家族成員，湘桂大撤退，他親眼看到桂林被炸成一片火海。小學階段染上肺病，被隔離養病4年。苦難、滄涼、孤獨，不管你是大將軍、大家公子，人，有時候不過是孤獨的靈魂。
半途接手《他們在島嶼寫作2》為白先勇完成文學電影《奼紫嫣紅開遍》的導演鄧勇星，1年前第一次跟白老師見面，也就在相思李舍。一夕對話，他已經曉得，聽白先勇，要懂得說話下面的另一層意思。就如斷井頹垣以前或以後，總有嫣紅開遍。又好比奼紫嫣紅的前世來生，怎不要走一趟斷井頹垣，這是人生的深度。
鄧勇星最透徹的，是明白想傳譯白先勇是不切實際的，因為，他已經是一切都定了的作家。所以，他一直退，以退的方式去駕馭大作家，讓他走在舞台中心，在旁跟他起舞。
要為文學家拍攝紀錄式的電影並不容易。寫作人是駕馭一切人性的主宰，跟大師說話最容易心虛。製作《他們在島嶼寫作》系列的台灣公司（目宿媒體）製作人廖美立，年前為了說服白先勇拍攝紀錄電影，在廣州足足跟他談了3天。說服一個作家要信心，拍攝一個作家要決心，白先勇答允以後才是一切困難的開始。金礦一樣的作家，每個人都想從他身上剝一些金片；最終，拍攝了1,200小時的毛片。
而作為讀者，無論大作家怎樣在電影裏呈現，都不過是兩個小時的相聚，在紀錄片與文學電影兩者，鄧勇星有自己的看法：「我寧願看它是一部書。」
如廖美立說，白老師是主導性很強的人。片子裏不少是關於他推廣崑曲的過程，也有他重訪故鄉的片段。跟學生唱戲，演出第100場，以及在桂林吃馬肉米粉。強烈尋找心裏的逝水年華，強烈尋找已經不可復還的時代，李清照的尋尋覓覓，李後主的別時容易見時難，亡國恨、敗兵將，這是他在片裏頭說父親留給他的遺憾，一碰觸了，就會痛。年輕時寫《台北人》、《謫仙記》、《紐約客》，都是父輩及他一代的遺恨與落寞；今天，在影像裏，看晚年的他一路追尋，那是比小說還要殘酷的。
「我的家鄉早就不在，已經消失，disappear ，一種懷念，我想是我所謂填不滿的，再也回不來的，過去，我回去不是總是住在（龍湖）賓館，其實是我們以前的老房子，我們小時候，這個是另外一間房，我們常常到這邊去，這個地方被炸，現在又是新起的，他們在我們的花園裏邊起了個大賓館，60年代鄧小平去，也是住在這裏，後來我跑回去變成賓館了，有點滄海桑田，物是人非的感覺。」
「其實見還是不見好？」他聽了，喝着他點了的泡紅茶，乾笑一下。
「不過，桂林還是美的，我回去桂林，我父親祖籍，30年代在廣西桂林南寧，留下很多歷史，我發覺有個碑是我父親寫的，孫中山先生剛剛過世，他寫的碑還在廣西師範大學，『中山不死，主義長存』，他敬仰三民主義，他的確一生信仰三民主義，他敬仰孫中山，他見過孫中山。」
因為戰爭，他也住過重慶、上海和南京，小時候跟母親到過宋美齡的聖誕派對，總統夫人的雍容優雅，成了重要的南京記憶。從中國大時代、大人物圈子走出來的知識分子，其實早已知道跟故土格格不入；故鄉，在多少如他一樣的海外知識分子心裏，不過都是理想的中華文化。花逐雨中飄，曲隨廣陵散，感時花濺淚，惜別悄無言。他也讀李後主詞，明白改朝換代，初到台北之時，一切就是上一代的「烏衣巷」。
至於他一代有他一代人的追逐，跟他一起創辦《現代文學》的王文興、瘂弦、洛夫、張大春、劉超銘、王禎和、奚淞等等，還有周夢蝶、余光中、鄭愁予、林文月、林懷民、陳若羲等等，數不完的文化傳奇成了傳奇一代台北人。至於香港，這一次拍攝完了劉以鬯、西西和也斯，廖美立最大的期望都在金庸。
拍攝白先勇3年，換了一次導演，聽說老師特別信任的還有內地一位導演。若果放開觀點，視這次紀錄的行為是珍貴的相遇，讓作家想法先行，反而在主導性的影像裏，讓人發現與感受了他真實的另一面。白先勇追逐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追逐崑曲，比他放不下曾是國防部長的父親來台後的待遇，看起來，更令人有說不出的感受。若果相信白先勇是真誠又執着的，能夠在中港台、倫敦、歐洲及美國上演《牡丹亭》265場，只看它為推動表演文化行為，可能會遺漏了他最深處的文學與深情。
看一個文學家，需要觀察和碰撞。白先勇的動員力強，搖筆桿以外，他年輕時已為《遊園驚夢》編劇及當舞台劇製作人，當時還因影射高層差點被禁。前年，誰想到，香港的林夕，為《孽子》舞台劇歌曲填一首詞，讓台灣的楊宗緯唱出一段現代舞的張力，震撼心弦。
「如果旱天雷能夠保持緘默，讓我赤裸裸的愛一場，赤條條來去不用誰為我解脫」。文學可以是孤獨的，作家看到別人的共鳴，那一種說出了的撼動，撒不了謊，片子裏，在幽暗的席位上，白先勇流淚，是淒然的，也是優美的。
「你當時想甚麼？」記者問。
「就是那段阿豐和龍子，他們那冤孽似的愛情，完全表演出來，從這個歌舞，龍子刺死了阿豐，摟着他喊到呢，這段真是震撼人心。」
「常說老師是很深情的，那個時候，你也想到自己感情？」
「不是。這個戲演到這一段時候，有意思就是說，田為它講的是同性之間的愛情，我覺得它已經超越性別，不管他兩個人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，已經超越了性別，它講的就是一個情字。我有個朋友，一位女士，她是個女強人，企業界、文化基金的，她看到這裏，她喊到……她跟我講：『這就是愛情』。」
《孽子》有超越性別的愛情之美，因為白先勇受《牡丹亭》、《紅樓夢》超越生死之美影響。
畫家奚淞說，他的作品，挑動了中國人的情根。記者把《奼紫嫣紅開遍》片子看了十趟，對文學家大半生起了無數疑問，感悟《牡丹亭》、《紅樓夢》以及《孽子》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人的情根動了，如湯顯祖說：生可以死，死可以復生。中國人的情字，有超越生死的昇華。白先勇說英文裏love，passion，feelings，sentiments通通加起來也不夠一個情字。所謂的情根就更厲害了，「它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力量，一種原始的力量吧」。
1596年英國莎士比亞寫了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；1598年中國湯顯祖寫了《牡丹亭》，白先勇說：「我們說東方的愛情故事，戲劇來說，到頂、最好的故事，就是《牡丹亭》。西方的愛情，死了就回不來了。」中國人復活以後還要繼續談戀愛，所以他感覺這個情，更慘。「中國人說纏綿，英文還繙不出來」。
中國文學裏的情，他形容是含蓄而elegant（優雅）的。「曹雪芹受湯顯祖影響蠻大的，因為《紅樓夢》很多地方演《牡丹亭》的折子戲，像離魂，尋夢，林黛玉有次聽見一些伶人、一些年少的女孩子在演唱，就是唱《牡丹亭》幾個說話，原來奼紫嫣紅開遍，都賦予斷井頹垣，林黛玉聽了以後，心動神搖，非常感動。」
作家眼中重要小說裏的重要人物林黛玉跟杜麗娘，都是非常感性，對情又是非常執着。明白生命局限，「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」，就是一首自輓詩。
「《牡丹亭》、《紅樓夢》到《孽子》，你半生了，你自己對愛情的感悟是怎麼樣？」
「啊，我想就是這個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情深，哈哈，這幾句話，我那麼喜歡，我回頭想，當年那麼喜歡《牡丹亭》，喜歡湯顯祖，喜歡曹雪芹，我自己又寫《孽子》啊，《玉卿嫂》寫這些小說，我想多多少少我對湯顯祖、曹雪芹他們的愛情觀，受他們影響，也是我自己的體驗。」
「你自己的體驗是怎麼樣？」
「愛情是有兩面，可以使你極端的歡愉，也可以使你極端的悲傷。」
「還淚，還債？」
「對對對，你看曹雪芹真是會想，你想想看，世界上的眼淚為甚麼流得最多？為愛情流得最多眼淚嘛，男孩子平常從來不哭，是硬漢嘛，為愛情也會流眼淚。」
「你為愛情也流很多眼淚？希望你不介意。」
「當然當然，我想也流過吧，哈哈，也流過，我想大部份人都為愛情流過眼淚，有時候是感動，有時候是悲傷，可以喜、可以悲。」
「還淚還債。」
「還淚還債，還淚還債。」
「你的半生，也是這個情況？因為你都公開講過跟王國祥先生的友誼和愛情。」
「對對對，因為我們要很尊重他，他都過世了，平常我也很少，除了我寫以外，我尊重他，他是個很隱私的人，很低調的人，所以，我也不太談的。」
「不談他的名字，但是你也會有一個感悟。」
「我不是有一篇文章，叫〈樹猶如此〉，他過世6年我寫的，我都寫在裏頭去。」
文學家現在78歲這年紀，愛情，還是很難的。
「愛情我想是我們人類最複雜的一件事吧，未必好多人都知道愛是怎麼一回事，（你現在知道嗎？）死到臨頭自己也搞不清，是這樣子，你看聰明的人，一旦談戀愛，就糊塗了（笑）我想情這個字，牽動多少人，給他們很大的歡心，快樂，希望，興奮。」
兩個人，走過一段路，互相扶持，就已經跨過了一生。高中時候認識王國祥，他的離世，白先勇形容是無法彌補的天裂。白先勇1963年到美國愛荷華升學以後，一直定居美國，也經常到中、港丶台講學。王國祥生前很喜歡茶花，年前白先勇他在家裏搬動佛茶花，發覺身體不對勁，檢查下才知道心臟血管嚴重栓塞，立刻開刀動了心臟手術。現在他精神氣息很好，天天睡前練習20至30分鐘氣功，「還好，我剛檢查過了。」文學家最麻煩是睡覺，常常要捧着一本書，「看看看，噗通，書掉下來，睡着了。」
到最後，文字是他的安身立命的依歸。有人說，生活多姿多采的海明威，寫作時，像個虔誠的僧人。Susan Sontag看寫作是一次認真的閱讀，所以在作者身份裏，永遠有想改想寫得更好的焦慮。白先勇盡得異同。
「寫作絕不是很快樂的事」
「我的習慣是從晚上11點寫到5點，剛好跟他倒過來。我是個夜貓子，我晚上沒有電話了，電話也不來吵，好像晚上是安靜，晚上是屬於我自己世界，這個時候寫作最好。Hemingway非常講究文字，他的英文看起來簡單，其實是千錘百煉，他把每個廢字，不要的刪掉，磨磨磨成這個句字，我也是很喜歡改的，東改西改總不滿意，寫完了又不滿意，甚至出版還在改，還想改，看了一下，又不對了，這個字不對，那個字不對，好像永遠達不到自己最理想的。」
「作家應該可以是這樣？」
「沒有應該的，有些很厲害，一寫一稿就定了。」
「那你要寫多久？」
「寫作的事絕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很快樂的事，很痛苦的，寫寫寫，磨磨磨，對我來講，要磨的，我不是一個快筆，不是說一寫就能寫出來的，寫小說東磨西磨，寫完了，睡覺啦，一想起就跳起來，又跑到書房去改一個字。」
「感動我的，是你說過王國祥先生給你寫作一種安定的力量，現在你怎麼去調節？」
「現在我自己年紀大了嘛，我自己倒沒有這麼大壓力了，真的喜歡要寫，就寫一寫。蠻放鬆，年紀不同有年紀不同的心境。」他在早前的平安夜於《聯合報》發表新一篇小說〈Silent Night〉。寫慈愛的神父跟邊緣的移民的邊緣關係。
相思李舍這個茶館，並非來者不拒。主人曾在興建101大樓的建築師公司工作，父親一代也是從內地過來的國民黨人，他感覺台北人是進入不同世代了，但善良的特質不變。
白先勇跟台北仍然有很重的感情，「因為我最重要的11年在台北長大的嘛，所以我在台北蠻自在的」。他看現在的台北是一個熔爐。
「要是你有重新去寫《台北人》，最引起你興趣的是哪一些人？」
「我得看，我覺得文學寫的是人性，人情，事實上這種東西是很少改變的，只是他們生活方式改了，也許，我想台北很多東西好寫的，例如，像中年一輩這些，就等於我的台北人的第二代的那些，他們的奮鬥，有好多留學出國，後來又回來了，他們的悲歡離合，這都是故事。（甚麼時候寫？）我最近寫了一篇小說，在《聯合報》發表，我還在寫，在美國的我也很感興趣，還未寫完。《紐約客》最近又寫了一篇，《聯合報》發表，我覺得《紐約客》太薄，它還沒有寫完，那邊的故事也多。」
當年他看胡適回台灣演講，突然就覺得五四那個時代的確已經過去，中國一個青春繁華的時代走遠，但留下重要的原則，還讓多少代人追逐？「胡適的自由主義，現代那種寬容，那種Liberal，那個永遠不會過時。時代是過了，天旋地轉，1949年天翻地覆，我就寫冬夜嘛，這本小說，這個也給一些靈感，這些知識分子，看他們說的民主與科學，其實也沒有真正達到，他那時候的個理想，他的Dream，科學是比較有點，民主是更遠了，（你是指中國還是台灣？）中國。台灣的民主還在掙扎中，台灣的民主，是，台灣民主有了一種形式吧，我想還未達到這個理想吧，慢慢的改吧。」
「我們很注意台灣總統的選舉，你覺得那些總統候選人，有沒有新台北人的特點？」
「我想應該有吧，他們都應該有，新一代，他們這個年紀，不過他們也50、60歲，我想他們應該是跨代的吧，如果是，我有興趣去看，再下一代，更年輕20年下面一代，他們出來做總統的時候，台灣不曉得變成甚麼樣子，真正台灣的。」
他看青春年輕一代，沒有過去，沒有傳統，沒有負擔，完全新的一代人，沒有過去的沉重，有好有壞。
(蘋果日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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